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魏晋哲学新变与礼乐建构

魏晋既是中国思想史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段,也是传统礼乐观念的重要调试期。玄学作为礼乐变革的背景,它很好地应对了轴心时代以来儒、道两家在言与意、有与无等问题上的分歧,并进行了哲学性弥合。玄学家对"有"的肯定,为儒家礼乐(广义)信仰的延续、"礼乐"(狭义)内涵的升华提供了空间。就前者而言,尽管何晏、王弼、郭象等人思想有所差异,但都表现出对"礼乐形态"的肯定;就后者而言,玄学家通过以自然内涵置换道德内涵的方式,赋予狭义"礼乐"新意,使其获得了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合法性,并实现了与时代雅乐建设实践的互通。     

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的声母比较

卫所制度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军政制度。以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为考察对象，从北到南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16个方言点，通过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分析和总结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声母在数量和古今分合上的特点。     

清代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考证

清代是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分布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其回族人口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朝初至道咸年间,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数量较少,主要分布于卫所城镇和交通要道沿线;清同治前,回族人口已具有一定规模,并形成众多回族人口较为集中的村落,回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已见雏形;清同治后期,朝廷实行的迁移政策及逐步恢复的经济,成为影响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发展的重要原因。     

姚莹《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重视与利用

姚莹《康輶纪行》是一部主要记今西藏及川西高原藏区史地及文化、民俗的著作。康藏之行及撰《康輶纪行》时，姚莹参考了《卫藏图识》等几部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从《卫藏图识》之《图考》上、下，《识略》上、下及《藏语》等卷中摘引了大量资料。姚莹重视《卫藏图识》的资料有迫切希望较深入地多方面了解西藏的原因。《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利用不仅量大，并具有利用其资料十分全面但又有重点等四个特点。姚莹对《卫藏图识》及资料价值的重视，说明《卫藏图识》修纂有特点，内容也显丰富，已是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清代喀尔喀蒙古的朝觐与其中的经济关系

清代对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实施的朝觐制度是满蒙历史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措施。喀尔喀蒙古王公对清朝的朝觐中,体现了清廷的权力,也满足了朝觐者物资需求,在朝觐中有着突出的在物资交换前提下对清朝进贡的内涵及历史意义。主要分析清朝对漠北蒙古的朝觐制度,研究了朝觐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及其影响。     

清代树木栽培技术及相关文献探析

中国的树木栽培技术源远流长,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清朝时期在对前人的树木栽培技术进行系统总结和归纳的基础上,结合树木栽培的生产实践,编纂出版了几部学术价值高、影响大、实用性强的文献资料。同时这一时期在植物嫁接成活的生理机制研究、嫁接技术、树木移栽、良种选育与新品种培育、实生苗繁殖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清代的树木栽培技术更加完善和成熟。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论清初儒学之重整

清朝建立后,本着加强思想专制的目的,确立了定朱学于一尊与大兴文字狱并行的文化政策。与此同时,明代遗臣在追寻旧朝覆灭原因的过程中,普遍察觉到前朝政治的软弱乏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理学性格的虚浮疏阔。若要彻底革正宋明理学的玄虚之病,就必须使学术朝着原始儒家的方向复归：在内容上,不能再纠缠于本体心性的繁杂辨析,而应尽力向现实关怀靠拢;在形式上,亟需挣脱滋养空言的语录之学,回归到深具致用精神的经学上来。其哲学表现,即是气本论思想的大举复兴,并从“气质之性”出发对人的自然情欲给予充分认肯;在学术方法上,极力探索经义训解与“质测”实证的有机结合。总之,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清初儒学重整运动都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既是宋明理学的总结扬弃,又是乾嘉朴学的滥觞所出。     

明清老学的主要特点与成就

明清老学内容丰富,在思想上也仍然具有创造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通过梳理《老子》的注解,结合儒道释思想在老学中的融合与老学的民间化进程,对明清时期老学的主要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对老子思想政治功能的阐述达到了新的高度,主张藏富于民,提出如何限制君主权力的问题,同时以儒家的经世思想改造道家的贵身理念,继承了“天下为公”的儒家传统,同时有限度地肯定了私的价值和合理性,由此发展出具有一定政治启蒙色彩的公私观。研究还认为,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明清学者在老学中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比附,而是注意揭示儒、道、释之间能够互通合一的深层原因,有的以气沟通三教之道,认为儒、道、释各家的修养方法虽然不同,但追求的理想境界却异曲同工;有的从老子“正言若反”的否定思维方式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老子并不是要绝弃儒家的仁义礼智,理解老子的思想,一定要注意其“立言之大意”,或正言若反,或反言若正,而老子的主要思想是以修身治国为主,抓住了这一主旨及老子的立言特点,便知“孔老之合一,儒道之同源”。研究表明,随着明清道教发展的下移,其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日益紧密,与此相关,明清道教老学中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这正是道教影响中国社会、文化、信仰的独特方式和具体体现。